制造业在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摘要:在中国新发展阶段,工业化阶段的演进使制造业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和TFP较快增长,促进了GDP增长和整个经济TFP增长,成为大国经济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的重要原因。参考高收入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结束时的制造业平均比重以及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历史经验,同时考虑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产业结构变动所具有的一定调节作用,中国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前后的一段时期,制造业占GDP比重应保持在28%至30%之间。借鉴其他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普遍实施制造业发展战略和促进政策的经验,中国“十四五”时期应加强对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导向,研究制定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依靠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制造业中高速增长。

  作者郭克莎,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彭继宗,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泉州362021)

  从“十四五”时期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二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此相联系,衡量一个产业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制造业作为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托,需要在这两个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然而,我国制造业发展正面临实践与理论的挑战。从实践上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前2007年的32.4%快速下降到2019年的26.8%,同期第三产业的比重由42.9%上升到54.3%。如何看待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持续降低的趋势,我国现阶段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应保持在什么水平?从理论上看,针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变化,经济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进入服务业主导经济发展的阶段,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降低工业或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有几个事关国家发展大局的问题,已经显示出研究制造业地位作用的战略性意义:一是从国际经验看,大国经济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中,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一些拉美国家由于在这个时期制造业增速和比重快速下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一些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两个大国则因为这个时期制造业保持了较快增长,缩短了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二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等问题,与制造业增速大幅下降有很大关系。三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依赖性较强,制造业增速和比重持续下降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这一点在地方经济发展实践中已经表现出来。四是面对美国对中国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打压可能长期化的挑战,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关系到中国经济技术的自立自强能力,先进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更是关系到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前景。因此,我们需要从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两个方面,深入研究制造业在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下面围绕我国新发展阶段的两项重要任务——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地位和作用的有关研究文献,进行简要的述评。

  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观点强调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再分配,制造业能够利用规模经济、技术创新的优势以及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使技术和知识溢出到其他产业部门,从而提高整体生产力。Szirmai 和Verspagen利用21个发达经济体和67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数据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经济中高速增长时期,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Su和Yao实证检验了制造业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作用,证明制造业仍然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过早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

  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其拉动需求特别是投资增长有关。Lewis认为,制造业企业将利润再投资于生产的行为是工业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制造业的发展为投资行为提供了机会,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是衡量投资选择的关键。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发展能够引致投资迅速扩大。一是制造业的规模经济为投资提供了机会。制造业的规模经济使工业化发展形成良性循环,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制造成本不断下降,制造产品能够在市场中有更多的活力和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二是制造业的高生产率引致投资的增加。袁富华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指出,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更能拉动投资,形成资本积累,提高经济增长潜力,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则主要源于服务业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大规模投资不断减少,使得固定资本积累不断放缓。

  应当指出,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对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拉动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有着大量的论述,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关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还缺乏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还没有形成相对明确的结论。特别是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如何保持制造业的适当增速和比重,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制造业具有更大的技术进步潜力,这无论是在经典的增长理论还是工业化理论的文献中都得到了阐述。制造业的发展往往会加速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速度,并通过联动效应从制造业扩散到服务业等其他经济部门进行技术创新的传播。制造业对TFP的影响机制主要集中于宏观上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出口效应和微观上的企业TFP增长等方面。再配置效应方面,制造部门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实现劳动力的再配置效应,提高了整体TFP。出口效应方面,Balassa指出由于制造业生产比其他部门更有效率,扩大出口有助于将投资集中在这一部门,从而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制造业的出口贸易具有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会选择进行出口贸易,并通过学习提升在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企业TFP方面,制造业企业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等来实现TFP增长。王恬考察了制造业人力资本结构对企业TFP的影响,发现科技人才的人力资本指标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制造业企业提高人力资本结构,能够实现TFP增长。

  以上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并仍在深化和细化,我们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我国新发展阶段中制造业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和整个经济TFP增长的作用,并在实证分析部分考察高收入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产出增长与TFP增长的关系,以及制造业TFP对整个经济TFP增长的推动作用。

  制造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来阐述。从需求层面看,随着大众新消费时代的到来,消费品需求逐渐从传统制造品向高端制造品转变。宁吉喆指出,制造业内部结构不断转型升级,制造业产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催生了消费的升级,带动了新兴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

  从供给层面看,制造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条件。Bair 和 Gereffi认为,制造业的生产日益分散化、专业化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机会,资源从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效率高的制造业部门,产业结构在效率上升的过程中逐渐优化。二是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设备。制造业的技术设备创新推动了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生产率增长,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升级。

  这方面的传统研究还在继续深入,而新兴研究则是从产业融合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下面我们进一步探讨我国新发展阶段中制造业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

  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结构效应,制造业由于推动重化工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带来环境问题;二是能源强度,制造业由于能源消耗比重高,其能源强度变化对环境问题有重要影响;三是技术进步,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对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废物排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景维民等指出,制造业技术的进步能够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环境的污染。金培振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改进了能源效率,有效降低能源强度,减少工业污染的排放。

  随着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成果表明制造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可以二者兼得。下面我们将在讨论制造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框架下,分析我国新发展阶段中两者关系变动的主要特点,并对高收入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中制造业增速与污染排放变化的基本关系进行实证考察。

  这需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制造业在大国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地位作用,主要是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尤其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问题;二是制造业在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地位作用,实质是论证经济发展思路特别是发展战略问题。

  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代名词。与收入发展阶段相比,工业化阶段能更好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利于分析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大国经济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中,工业化一般处于中期阶段向后期阶段演进的过程;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一段时期,工业化仍处于后期阶段而尚未结束。我国从2009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以来,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的工业化处于中期阶段下半期和后期阶段上半期;而在“十四五”以至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的一段时期,我国的工业化仍将处于后期阶段上半期而尚未进入后半期。这是我们分析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地位作用以及与服务业关系的基本依据和逻辑基础。

  国内外有关工业化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研究制造业地位和作用的文献很多,但根据发展阶段变化研究制造业地位作用变化的文献很少。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出现了不少文献,分析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趋势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调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对于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即如何看待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大幅下降与地位和作用变化的问题,国内理论界和政策部门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些学者根据我国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动,提出了我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与我们提出的问题取向是一致的。但是至今为止,对于这个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得出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结论。

  这个问题是我国新发展阶段必须认真面对和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否则可能影响到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或形成。深入研究和科学回答这个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践需要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理论要求。我们认为,不能泛泛地谈论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需要把研究视角聚焦到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上来,并借鉴国际上相同类型国家的有益经验,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分析,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需要的结论,回答和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研究,有些已经形成共识,有些并没有形成共识,还有些很难形成共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根据工业化阶段的变化阐明这两大产业的不同变化特点。总体上说,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上半期之前,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于服务业;在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下半期之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于制造业;但是,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下半期和后期阶段上半期这段时期(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何者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否发生上升或下降的变化,大国与小国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经济理论界和政策部门发生较大争议、国内外有关研究尚未统一认识、需要深化研究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在大国经济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下半期到后期阶段上半期,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开始上升,但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主要是取代农业、采掘、建筑、电气水等产业比重下降的空间。

  需要深入分析的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而且表现在发展质量方面。从工业化后期阶段上半期开始,制造业的增速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逐步落后于服务业,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却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即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减弱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功能是增强的。一直到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下半期之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仍然不可能由服务业的发展所替代。主要依据是:一方面,制造业具有技术进步快、对国民经济技术改造作用大、对产业升级带动效应强等特点,比服务业更有利于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更值得重视的是,大体上从工业化后期阶段上半期开始,制造业具备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会加快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使装备制造业、先进制造业能够引领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因而从根本上确立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

  制造业比服务业较快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原因是,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经历了充分的规模扩张和多元发展,此后高速增长期基本结束;而服务业大致从工业化中期阶段下半期才开始了产业规模扩张,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时仍处于高速增长期,尚未具备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条件。因此,在这个阶段,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增强的,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弱于制造业。

  本文没有以一般的工业化阶段作为分析基础,而是以大国经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作为分析视角,主要是为了把研究内容聚焦到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形势和任务上来。主要考虑是:其一,大国经济比小国经济更适合中国的情况。小国(地区)经济的产业选择可以比较单一,选择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或引进需求的旅游业,等等,只要符合资源禀赋、国情特点就可能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或高质量发展;而大国经济有其自身特点,需要考虑国内外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协调,支柱产业选择不但要注重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且要有利于国民经济保持自主平稳运行,有利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使产业结构具有可持续升级的能力,才能支持经济较快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其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需要兼顾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中国从2009年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我们要实现“十四五”至203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必须把保持中高速增长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只有把研究视角聚焦于新发展阶段的两大重点任务,才能更全面地讨论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其三,大国经济在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这可能是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在进入这个发展阶段之后都会面临的问题,而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这就是:当大国经济规模做大、国际市场占有率上升,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向高端发展的时候,不仅会面对国际上越来越强的竞争者,而且会面临来自国际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的更大压力,发展风险和安全风险将同时上升。因此,研究制造业在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需要统筹考虑发展与安全问题,关注大国提升经济技术自立自强水平和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大问题。

  在我国新发展阶段中,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哪些作用是减弱的,哪些作用是稳定的,哪些作用是加强的,这是本文联系发展阶段来研究制造业地位和作用的基本立足点和落脚点。这实质上不仅是一个产业结构问题,而且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在我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的时期,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逐步减弱,但由于工业化刚进入后期阶段,一些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还较低,制造业还有较高速增长的条件。特别是我国新发展阶段具有比较明确的任务,未来15年要实现经济翻一番的发展目标,年均GDP增速要达到4.73%,而头5年即“十四五”时期的年均GDP增速需要更高,力争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这5年之后,如果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的下半期,制造业的增速将明显回落,GDP年均增速也将相应下行。在这种情况下,“十四五”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具有重大意义,制造业增长率需要高于GDP的增速。一方面,制造业的相对价格水平趋于下降,只有以不变价计算的制造业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才能使当年价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不再下降;另一方面,只有制造业的比重不再继续下降,制造业的增长才能支撑GDP中高速增长。过去10年,我国GDP增长的结构性减速,很大程度上是制造业增速的下降影响的,从2010年到2019年,GDP增速由10.6%下降为6.1%,降低4.5个百分点,而工业增加值增速由12.6%下降为5.7%,降低6.9个百分点,工业增速的下降程度明显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是GDP增速下行的主要影响因素。从理论上说,制造业具有规模经济性强、可贸易性高、技术进步快等特点,能够利用外部市场需求扩大再生产,具有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支撑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这些功能特性尚未从根本上减弱,只要合理加强和优化产业政策导向,特别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开放,就可能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推动制造业较快增长,发挥对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支持作用。

  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含义和内容,目前理论界的认识和表述并不一致。笔者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容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从狭义内容看,主要包括:一是技术进步或技术改造带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包括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带动的结构优化;三是绿色发展带动的生态环境改善。从广义内容看,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应该包含经济稳定增长和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下面我们主要从狭义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我国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上半期,制造业已经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是持续增强的。从制造业的特殊战略地位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新发展阶段,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加快,不仅提高了自身的TFP增长率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而且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整个经济的技术水平不断上升,增强了整个经济TFP增长的基础和动力。

  从大国历史发展轨迹来看,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就开始了对国民经济技术的改造历程。两次工业革命加速了制造业的发展进程,使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劳动对象的扩大化和精细化、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和协作化,以及工艺流程的合理化和模式化等技术改造的过程。科学技术在每一个层次上的发展,都会引起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促使企业调整产业结构,采用新兴技术,改进工艺流程,进行设备更新换代,用现代技术和方法加强生产经营管理,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制造业的重要作用。正是制造业的发展、升级和推动,把国民经济各部门从落后技术逐步转移到先进技术上来。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制造业对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作用机制:一是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加快,将推动装备制造业向高端发展,提升技术装备的国产化水平;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将为我国科技成果应用、重要技术创新提供试验、推广和产业化的更好平台,并推动平台运行质量不断提升;三是先进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作用持续增强,将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向高端产业链攀升。

  (2)在新发展阶段,制造业技术进步加强了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且增强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或支持了产业间的协同合作,催生了各种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大大地促进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直接或间接带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种新形式、新机制。

  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推动了广泛的产业变革,使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一方面,服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投入,制造业的发展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制造业对服务业投入的需求越来越大,进一步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制造业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推动供给结构升级和需求结构升级两个方向,而且会表现在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两个层面。如果制造业服务化较快演进,服务业的比重将较快上升;如果服务业制造化较快演进,则制造业的比重将有所回升。这两种形式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都不容易导致结构失衡,而是有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3)在新发展阶段,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一项重要内容的绿色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取决于制造业技术进步带动下的绿色技术发展、TFP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不论是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的时期,还是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后的时期,制造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对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都不会减弱,而是将会持续强化。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不仅能不断解决自身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能通过推动其他产业部门的技术改造、产业升级、TFP增长,通过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有力地支持整个绿色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近几年我国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及其产生的经济和环境效应,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针对国内理论和政策部门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地位和作用孰高孰低的争论,我们需要先梳理一下国内外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发展脉络,然后再落到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条件下,对两者的地位和作用变化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早期学者认为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增长率相对较低,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这一论点在文献中被称为鲍莫尔病。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对此表述了不同看法。这涉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需要对其中的主要论点进行简要讨论。第一个论点是,二战以来世界服务业稳步增长,制造业的比重长期下降。但是,这种现象主要与高收入国家占全球经济比重高、服务业比重高以及制造业相对价格下降影响当年价比重变动等产业结构特点有关。第二个论点是,服务业具有较高的TFP增长率。Young提出在生产率核算中考虑要素的投入质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TFP增长率基本一致。Triplett 和 Bosworth、Duarte 和 Restuccia利用美国行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几乎一半的服务业行业技术进步率高于制造业。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没有明确区分制造业与服务业技术进步、TFP增长变化与工业化阶段变化的关系。第三个论点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部门的发展表明,服务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主要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也具有可贸易性,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但是,这实际上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

  关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的不同观点,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统计上的错觉。过去的外包主要集中于制造企业内部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仍然算作制造业产出。但随着统计口径的变化,这些外包活动目前被统计为服务部门产出,而不是制造业产出。因此,统计分类的变化引起服务业比重上升,但这不是实际经济活动的变化,并不能认为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下降。二是制造业的关联效应。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的广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与制造业产品融合更为紧密。尽管服务业现在作为中间投入的提供者,与服务有关的人员对行业的业绩贡献更大,但这只是服务与制造融合发展的表现,并不能否定制造业在其中的作用。

  在我国新发展阶段中,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地位作用问题的争论,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我们认为,“十四五”时期,在我国经济发展尚未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期,制造业对于经济中高速增长特别是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十四五”时期之后,在我国经济进入了高收入阶段后的一段时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可能会明显上升,但制造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依然不会减弱,而是会继续增强。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美国的技术打压遏制等影响可能加大;同时,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进程全面展开。面对这些形势和任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

  (1)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带动的产业变革正在波浪式演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主脉络,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是国际产业竞争的主战场,各国尤其是中高收入大国都在争夺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制高点。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作为制造业的核心部门,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抓住重大机遇,应对严峻挑战,实现后来居上,关系到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空间和前景。而这主要依赖于制造业的产业技术基础,取决于制造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引领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在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条件下,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大环境,中共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明确了制造业中长期发展的基本格局,也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刚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制造业已结束了高增长期而率先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经济服务化的阶段还没有到来,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不能替代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多地要依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和带动。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既要重视提升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产服务功能,也要重视发挥先进制造业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技术改造作用。同时,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带动服务业优化发展。

  (3)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我国已全面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制造业的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先驱和基础,制造业技术进步是加快国民经济技术改造,支持农业、工业、国防等方面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也是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我国现代化建设要对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充分发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只有依靠加快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来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才能有效支持和推动各个产业部门的现代化建设。其中,我国农业、国防等部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更加高度依赖于科技和制造业的现代化。

  (4)面对美国对我国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遏制打压,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提升自主发展能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建设自主创新主导的制造业技术体系是应对外部压力的长期需要,也是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及整个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需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特别是加快完善制造业的技术体系,降低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从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格局的走势看,在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这个方面的重要性将不是减弱而是日益突出,我国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战略准备。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大国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对大国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界定的依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依据总量统计指标来界定,包括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等。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定义1000万以上的人口规模国家为大国,钱纳里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一书中进一步将大国定义为人口规模超过2000 万的国家。另一类是依据经济学原理来界定。例如,郑捷提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概念:能够成为某种“国际市场”中“价格”的一个制定者, 而不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欧阳峣等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出国家幅员、人口规模、经济总量三个易于量化或排序的初始条件,将大国定义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资源总量丰富等条件, 或具有其中比较突出的条件以至于能够成为国际市场上某些产品价格制定者的享有主权利益的国家。本文在欧阳峣等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具有代表性的工业化国家,列入研究范围的大国有8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中国。

  对“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界定,香港马报论坛。目前似乎尚未形成共识,虽然世界银行每年都会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划分临界值将主要国家分为四大类(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目前文献中主要存在两种分类标准:一种是以Felipe和Lavopa等为代表的绝对标准,明确给出了具体的数值;另一种是以Woo等为代表的相对标准,通常以美国为参照。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包含美国,因此我们参考Felipe等的分类,构建中等收入阶段的绝对标准。识别门槛如下:以1990年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美元)定义四个发展阶段:低收入发展阶段(低于2000美元);中低收入发展阶段(2000美元至7250美元之间);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7250美元至11750美元之间);以及高收入发展阶段(11750美元以上)。这个绝对标准与世界银行已经公布的分类结果匹配度超过90%。

  表1列出了与中国同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的大国相关年份。表1作为国际比较分析的基础,提供了必要的基本信息:一是至今为止的高收入大国只有6个,我们只能用这几个国家来进行比较分析。二是这些国家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时间,按先后顺序看是逐步缩短的。

  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中,不变价格计算的比重反映了实际产出结构的变化,当年价格计算的比重反映了产出结构和价格结构两个方面变化的综合结果,两者进行比较,能更好反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相比,因技术进步较快相对价格是下降的,当年价格的产业结构变化反映了这种影响。本文分别采用当年价格和不变价格来计算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反映其他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趋势。

  大国从中等收入阶段开始到结束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变化反映在表2中。在当年价计算结果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下降0.64、4.76、2.18、4、4.83和1.47个百分点,平均下降了2.98个百分点;到中等收入阶段结束而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点,6个大国的平均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仍达到29%,还有一半国家的比重超过30%,依然相对较高。按不变价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变动明显不同,除美国下降2.2个百分点外,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上升2.81、3.22、1.79、2.23和2.11个百分点,平均上升了1.66个百分点。上述比较显示,两种价格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变化存在较大的差距(当年价和不变价计算的结果平均相差4.64个百分点)。当年价计算结果反映了产业部门间的交换关系或价值平衡关系,不变价计算结果则反映了产业部门间的产出关系或物质平衡关系。因此,以不变价计算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及其变化,有利于分析制造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意义。

  大国经济在中等收入阶段以及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一段时期,制造业增长与经济发展质量呈现什么关系,主要大国在这个阶段对制造业发展采取了什么战略或政策?我们试图对这些方面做进一步的探析。

  一些文献对不同类型国家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Szirmai和 Verspagen主要强调了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Su和Yao则主要聚焦于中等收入阶段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他们分别证明了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未讨论大国经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中的制造业增长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直接用统计数据来分析大国制造业增长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我们以GDP和TFP的高增长率、CO2排放强度的低增长率(或负增长),粗略表示经济发展的质量,考察制造业增加值及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性。需要说明的是,采用这几个指标的主要原因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量化性,同时我们认为,使用这3个指标来反映制造业增长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其中,GDP增长率是反映经济总量变化的综合性指标,表示制造业增长对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作用或影响;TFP增长率是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性指标(一般也被认为是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指标),表示制造业增长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或影响;CO2排放强度(单位GDP的排放量)是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产生污染的主要指标,表示制造业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程度或绿色发展水平的变化。

  表3反映了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及高收入阶段第一个10年中制造业、GDP、TFP和CO2排放强度的年均增长率变化。大国经济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都有一个制造业较快增长和经济稳定增长的时期,到迈入高收入阶段后才出现增速的明显回落。在整个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和TFP增长与GDP和整个经济TFP增长的变化基本一致,而与CO2排放强度增长率的相关度较低。主要表现是:制造业增加值和TFP的增长越快,GDP和整个经济TFP的增长率越高,而CO2排放强度的增长率却较低甚至负增长。

  其中的内在联系在于:(1)制造业的较快增长拉动了GDP稳定增长。除美国的数据略有例外,其他大国的制造业增长率都明显高于GDP增长率,表2的制造业不变价格比重也是上升的,这表明制造业的增速高于其他产业增速的加权平均数,GDP的稳定增长主要是制造业的较快增长拉动的。(2)制造业的TFP增长推动了整个经济的TFP增长。从制造业TFP增长与整个经济TFP增长的对比看,除了德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情况有所例外(可能与有数据的时间较短有关),其他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头10年的制造业TFP年均增速都明显高于整个经济TFP年均增速,说明制造业的TFP增长率高于其他产业TFP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制造业的TFP增长对整个经济的TFP增长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制造业较快增长而CO2排放强度增长率较低,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和整个经济的生产率较快增长,能源资源投入的比例相对降低,使CO2排放量相对减少了;二是GDP持续稳定增长,以GDP为分母计算的CO2排放强度相对降低。

  以上实证分析的基本结论是:制造业较快增长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动是正相关的。在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的较快增长是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而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头10年的期间,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结论与我们上文关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作用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凤凰天机网开奖结果

  我们在分析高收入大国的历史经验中还发现,各个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都实施了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这些战略和政策对于推动制造业较快增长和生产率提升起了重要的作用。下面对各个大国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和促进政策进行概要阐述,以揭示这些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和发展质量提高的部分非市场原因。正如Chang所指出,制造业的发展不是市场自由运作的结果,而是各种制造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积极作用的结果。

  美国的例子。美国是否实施产业政策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而事实上,美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实行了明确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加大了高新技术、尖端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并在税收政策上给以优惠。例如:在1945 年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引导下,战后美国政府将公共财政资助的重心转移到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上,开始重视对科技产业的战略布局与政策规划。美国战后主要基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来实施产业政策,在1950年至1980年期间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与基础、通用技术研究,要求在制造业部门增强技术创新,提高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间的联系等。

  英国的例子。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中,英国实施产业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把实行研发补贴和税收抵免作为合法和有效的产业政策措施,战后初期重点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加强了对不景气的传统产业如造船、纺织、电子元器件等行业的援助政策。如1956年《科学和工业研究部法》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工业技术的发展,1968年英国制订的《产业发展法》对尖端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援助。但由于战后遗留的问题使政治较为动荡,并且在工业上缺乏必要固定资本投资、机器设备落后和技术更新缓慢的原因,导致制造业发展缓慢,英国经济在长达20年之后才迈入高收入阶段。

  法国和德国的例子。在中等收入阶段,法国和德国主要沿袭英国早期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实施了以保护和刺激高技术产业为主的产业政策。法国于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执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产业结构重心由基础产业转向石油化工、电子和电机、汽车和陆路运输设备、通信设备、宇航和造船业等高新技术制造业,同时减少基础部门投资,提高新兴制造业部门投资。德国在60年代实施支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并且注重培养人才和发展教育,特别是对科技政策的倾斜,为德国在世界石油危机前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日本的例子。中等收入阶段期间,日本于60年代开始确立“贸易立国”的战略,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1970年颁布了《70年代的通商产业政策》,制造业发展开始向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在经历了70年代的世界石油危机后,《80年代的通商产业政策》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其产业政策从70年代的“以加工、装配工业为中心”调整为“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心”,支持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具体的产业政策措施包括:为培育主导产业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建立官民合作研发体制;鼓励高科技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对衰退产业进行调整处理。日本制造业发展战略经历了以“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转变过程,通过比较成功的产业政策导向,推动了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韩国的例子。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制造业发展战略经历了从保护战略产业到鼓励技术创新的过程。主要包括:《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1986),从财政金融方面给予支持;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提出了《技术开发促进法》(1981)和《基础科学研究振兴法》(1989);1986年制定“面向21 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 1993)”,积极推进产业技术开发促进政策的实施。在这些制造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推动下,韩国的制造业在中等收入阶段经历了长足的发展。

  从高收入大国历史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大国经济在中等收入阶段中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具有一些相同的特点。认真总结大国经济的历史经验,对我国新发展阶段具有启示意义。

  1.大国经济在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占GDP比重变化不大。在大国经济的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增加值的不变价比重是上升的,当年价比重是下降的,但平均下降幅度只有2.98个百分点。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结束而进入高收入阶段时,一半国家的当年价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仍在30%以上,所有国家的平均比重仍达到29%。而我国尚未进入高收入阶段,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已下降到26.8%,过度下降的问题是明显的。过去10年,我国服务业比重大幅上升,既有符合工业化阶段演进的趋势,也有房地产业、金融业过度扩张的影响,同时导致了“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的影响,尽快促进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稳定回升。

  2.大国制造业增长与经济发展质量有明显的相关性。大国经济在中等收入阶段都保持了制造业的较快增长,同时制造业的TFP较快提高,很大程度上使GDP和整个经济的TFP保持了较高的增速,污染排放强度(CO2)的增长率却较低甚至负增长。制造业增加值与GDP增长、制造业TFP与整个经济TFP增长的正相关性表明,后者的较快增长主要是前者的较快增长推动的。同时,我们的另一项实证分析还发现,在大国经济的制造业TFP较快增长中,各行业中TFP增长最快的都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带动了制造业和整个经济的结构升级。由此可以推论,近年来我国GDP增速持续回落、TFP增长率下降,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可能与制造业增速大幅下降有关。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中推动制造业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各个大国都实施了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和促进政策。目前的高收入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根据自身特点实施了推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产业政策,目的是稳定制造业的增速,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各国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确实对制造业增长和生产率提升,并对GDP和整个经济的TFP增长起了促进作用。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制造业在总体增速持续下滑、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任务艰巨、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要提升自主创新发展能力等情况下,迫切需要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导向,以便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4.大国制造业较快增长可以避免污染排放的增加。大国经济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经验数据表明,各国在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的情况下,由于制造业和整个经济的TFP较快增长减少了能源资源的投入比例,CO2排放强度的增长率相对较低甚至负增长,制造业发展与污染排放的相关性并不高。可以说,大国经济由于在资源再配置中具有较强的回旋余地和调控能力,只要推进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可能解决制造业发展中的污染排放问题,把制造业较快增长与绿色发展结合起来。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共同特点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就是以上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都重视制造业的战略地位。这应该是这些大国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制造业的较高增速还缩短了大国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年限。这表明,制造业增速会影响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从而影响到我国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

  大国经济具有一些共同特征,有的学者进一步概括出大国经济的典型特征和核心特征,三个核心特征是规模性、内源性和多元性。在大国经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中,这些典型特征特别是核心特征正好反映出大国经济对制造业发展的重大需求,体现了制造业对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一是制造业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家经济的自立自强能力,使大国经济能够减少对外部环境的过度依赖;二是制造业发展有利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使大国经济能够不断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地位;三是制造业发展有利于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大国经济能够主要依靠自身技术进步实现现代化。

  参考大国经济在中等收入阶段结束时制造业增加值平均比重为29%并且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历史经验,把大国经济的主要经验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任务结合起来,考虑到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作用,同时也考虑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一定调节作用,我国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前后的一段时期,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应保持在28%至30%之间。只有依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我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继续向中等发达国家的方向迈进。

  在我国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制造业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扭转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下降趋势对经济发展全局的影响。

  第一,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制造业中高速增长。上面的分析表明,制造业对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不能依靠再次推动制造业高速增长,而必须依靠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已进入后期阶段上半期,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但从大国经济的历史经验看,这个阶段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固定资产的更新仍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市场条件,只要制造业较快转向高质量发展,就能够避免增速继续下滑,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趋势。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的过程中,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有两条:一是以技术创新为导向持续向高端制造迈进;二是以技术改造为依托加快传统制造业升级。因此,要加强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提高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层次。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加快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第二,合理实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长期战略和产业政策。为什么高收入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普遍实施了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和促进政策,而这个阶段之前和之后却相对较少实施这些战略和政策?主要原因可能是,这个阶段的制造业发展面临持续下行和衰落的风险,又面临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加大的挑战。许多拉美国家的制造业就是在这个阶段逐步衰落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许多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两个经济大国则是在这个阶段利用制造业的快速增长顺利跨入高收入阶段。借鉴其他经济大国的历史经验,我国在新发展阶段需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并实施合理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和政策。基本理论模式和政策框架是,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坚持实施好已有的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制定新的制造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坚持实施符合中国国情、运用市场机制的产业政策,深入推进产业政策的改革、转型和创新。

  第三,依靠深化改革开放提升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制造业发展主要依靠规模经济扩张,那时我国各地区推动制造业发展主要是以低廉地价、税收优惠等方式招商引资和扩大规模。但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已面临市场饱和、产能过剩的较强制约,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依靠优惠政策,需要培育和创造新的体制机制环境。近几年,我国对中小制造企业实施了减税降费、改善融资条件等政策措施,但企业面临的市场约束强化、各种成本上升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制造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中,制造业面临的大多数矛盾是这个阶段的趋势特点决定的,制造业企业也面临着是否转向发展服务业的选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深化改革开放来激发制造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并带动具体问题和矛盾的缓解。只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真正打开制造业发展的新空间,也只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更大空间,舍此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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